作者简介：朱炎军，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宋彩萍，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大学与城市研究。

来源：《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03期

摘要：世界新兴大学是建立时间较短，通过采用不同于传统大学的办学体制和知识生产方式，获得全球卓越声誉，并表现出持续发展潜力的大学。世界新兴大学的发展主要依托政府的强力推动、高等教育系统的稳定与多元、小而精的发展战略、国际化发展方向、创业型的发展道路以及现代化的组织治理结构而实现。我国要发展世界新兴大学需要在政策上惠及年轻大学、建立多元分类评价体系，以及提升国际化和创新创业水平等。

关键词：世界新兴大学，内涵，动力机制，发展策略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7YJA880085)

当前，我国启动了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战略，力图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无论是学界还是高等教育部门纷纷以欧美传统的世界一流大学为样本，试图解构其经验，模仿其模式。然而，这种发展战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在事实层面忽略了中西方大学的历史发展差距，西方传统一流大学的历史积淀是中国大学所不具备的。第二，过分强调欧美国家传统一流大学的发展经验，忽视了新兴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本研究认为，作为高等教育的后发国家，要实现高等教育对欧美国家的反超，不仅仅要学习传统一流大学的发展模式，更要学习新兴大学的发展经验。研究以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的“校龄低于50年的150所大学”为基础，围绕新兴大学的特征及其发展机制展开探讨，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这一类型大学的基本问题。

一、世界新兴大学的内涵

1.“年轻的”与“高质量的”

从汉语的语义分析来看，“新”是指刚有的、刚经历到的、初始的，或是表示一种有异于旧质的状态和性质，与“老”相对。“兴”表示举办、发动、兴办，又有旺盛、兴旺、流行之意。“新兴”有最近兴起、新建或者发展的意思。新兴一词多用在经济学、政治学等研究领域，如在产业发展研究中新兴产业主要指利用先进技术成果建立起来的、有经济战略意义的产业，一般指高新技术产业。再如在研究国家发展中经常运用“新兴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兴经济体”等，用以表达经济上正在崛起，并不断冲击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国家。可见，“新兴”一词兼有时间和质量的双重属性，从时间上看，是新近建立的，以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行榜来看，传统大学建校时间平均为213年，而新兴大学平均成立时间不足50年；从质量上看，是指发展态势良好，“是有新使命、新责任、新希望、新追求、新创新探索的大学新业态、新形态”。[1]

2.需求逻辑和应用导向

丹尼尔·若雷和赫伯特·谢尔曼按照组织资源和主导哲学两个维度构建了高校战略规划的二维模型。从组织资源的维度看，新兴大学要获得生存发展，需要通过创新、突破的方式来影响其他利益相关者，从而获取更多的资源支持；从主导哲学的维度看，新兴大学的发展偏向以消费者为导向，相比传统大学，更注重把知识的传承、创新与应用相结合，更加看重多样化、开放性的社会需求。[2]若按照迈克尔·吉本斯的理解，新兴大学从事的就是基于模式Ⅱ的知识生产方式，它的知识生产担当了更多社会责任，受到更加宽泛的评价标准，包括来自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要求。[3]与传统大学的科学研究受学科或研究团体的内部确定相比，新兴大学的学术活动驱动来自于“外部参与”，即研究的问题来自学校外部和学科外部。诚如昆士兰科技大学副校长彼得·科瑞德(Peter Coaldrake)所言，“新兴大学从事的研究对社会来说是急需的、有意义的、具有挑战性的”。[4]新兴大学的知识生产更多地趋向以应用问题为导向，打破学科壁垒，注重跨学科和校企合作研究。它不仅为学科的发展生产知识，同时也为产业界、市场及相关利益主体生产知识。

3.多元供给与内聚治理

“高等教育的历史，很多是由内部逻辑和外部压力的对抗谱写的”。[5]新兴大学在遵循内在的知识发展逻辑和外部社会发展诉求的过程中，建立了新型的内外管理机制。“新兴大学不受传统大学发展模式的阻碍，它们采用的是灵活的、动态的现代组织管理办法”。[6]从外部来看，新兴大学在政府、市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大学为中心，政府和市场双重参与的管理机制。然而，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其对新兴大学的联系及其资源供给均遵从的是一种“实用”逻辑。英国邓迪大学副校长彼得·唐斯(Peter Downes)指出“正是因为政府和外部的资助才使得英国的新兴大学获得了发展的力量，突破了传统大学的垄断”。[7]从内部来看，围绕知识的跨学科和应用性的发展，新兴大学建立了内聚型的治理机制，突出表现为建立了有利于学科交流的扁平化层次机构，集中优势资源发展优势学科和重点领域的组织模式，由此保证了大学的教学质量和创新能力。

4.卓越的信念品质

新兴大学的组织管理模式需要一定的信念价值基础作为支撑。从新兴大学的发展来看，这种信念机制主要体现在追求“卓越”的组织文化。纵观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和目标可以发现，培养社会精英人才、创新前沿知识、增进社会发展水平等不断追求卓越的品质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有特征，也是区别于普通高校的根本所在。[8]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后发者，新兴大学同样把追求卓越作为学校发展的生命线。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托尼·陈(Tony Chan)针对新兴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优秀表现指出，“这种优秀表现是大学追求卓越的结果，是新兴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进行比较并不断提升自我的结果”。[9]追求卓越的信念文化在新兴大学的内外部发展机制中都得到了应有的体现，人才选拔制度中的一流化和国际化、人才培养中小规模和精英化、科研拨款中的集中优势资源和特色战略、追求国际化的竞争意识等均体现了新兴大学追求卓越的信念品质。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新兴大学在时间、知识、管理和信念四个维度上体现出了基本内涵和独特性。新兴大学是建立时间较短，通过采用不同于传统大学的办学体制以及知识生产方式，获得卓越办学成效，并表现出持续发展潜力的大学。世界新兴大学则是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卓越的新兴大学。

二、世界新兴大学发展的动力机制

1.政策支持：政府的强力推动

从传统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政府并不是一个关键因素。无论是美国的常春藤高校，还是牛津、剑桥，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参与都是有限的。但是从新兴大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没有有利的政策和直接的公共投入，就难以促进新兴大学的发展。

以亚洲日、韩两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新兴大学发展来看，政府起到了首要作用。如日本在2001年推出的“全球卓越中心计划”，韩国在1999年启动的“智慧韩国21世纪计划”，中国台湾地区进入21世纪后启动的“五年五百亿计划”等强力政策，为新兴大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以韩国为例，在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指导下，韩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政，仅“智慧韩国21世纪计划”就投入了3.1万亿韩元，大量的财政投入为韩国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短时间内增加了高水平国际人才的数量、增强了科学研究的水平。2016年，韩国有24所大学跻身世界大学排行榜，其中包括4所新兴大学。再以中国台湾为例，在台湾“五年五百亿计划”的支持下，五所新兴大学获得了巨额拨款，并成功跻身世界新兴大学排行榜。

2.溢出效应：高等教育系统的助力

通过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的新兴大学数量来看，传统欧美高等教育强国的新兴大学数量相比高等教育后发国家占据着较为明显的优势，这依赖于高等教育系统的成熟度及其溢出效应。从时间上看，经过历史的积淀，欧美高等教育体系不断完善，结构不断优化，为新兴大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系统。从空间上看，传统一流大学培养的高水平人才及其科研合作机遇，为新兴大学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人才和科研环境。诚如波士顿学院的国际高等教育中心负责人汉斯(Hans de Wit)所言，新兴大学获得第二级别中最好的学者足以保证成功。[10]

以英国大学为例，1960年《罗宾斯报告》影响下诞生的平板玻璃大学，以及根据1992年《高等教育法》升格的技术学院多数发展为新兴大学，并进入世界一流新兴大学行列，延续着英国高等教育的卓越表现。其中的原因除了两大政策给予的支持外，历史悠久和完备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围绕在顶尖大学身旁的集聚优势和鲢鱼效应，以及高等教育的体系的高度国际化为新兴大学走向卓越提供了支持。

再以法国为例，二战后，以《高等教育方向法》(1968年)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法案的出台，结合战略性的资源投入，法国高等教育逐渐走向成熟，高等教育的金字塔结构确立。从规模上看，新建高等院校和大学升格运动奠定了新兴大学的数量基础；从政策上看，《高等教育方向法》确立的自治、参与、多学科性原则，降低了新兴大学的成长的制度门槛，1984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重点强化大学教学的重要性，奠定了法国新兴大学在教学质量的突出表现。从结构上看，围绕在顶尖大学身边所获取的地域优势、人才优势、科研优势为新兴大学的发展提供了资源支持。

3.小而精：集中资源办大事

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校长布瑞恩·马克雷斯(Brian MacCraith)、康斯坦茨大学校长乌里尔奇(Ulrich Rüdiger)等多位新兴大学校长曾表示，采取“小而精”的发展战略使得新兴大学在发展过程更加主动积极和灵活。[11]

从新兴大学的规模来看，与传统世界名校相比，新兴大学平均学生规模少了5000人，教师少了500人，部分高校的学生规模甚至尚未达到千人，新兴大学的平均师生比为1∶15.9。[12]除了在人数规模上相对较少之外，新兴大学的学科专业也偏少且集中，如香港科技大学只围绕文、理、工、商4大学科设立了19个专业，浦项科技大学只设立了11个工程与自然科学领域的专业。康斯坦茨大学也仅仅设立了数学和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法学与经济管理3个学院。

通过小规模化发展战略，新兴大学可以集中优势资源发展优势学科。如邓迪大学立足地理优势，抓住地区发展战略和市场需求，集中力量发展生物化学研究。经过四十年左右的发展，该校的生物化学研究中心已经发展成为世界顶尖的生物化学研究中心，集中了来自世界上60个国家的900多名科学家，为邓迪大学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再如浦项科技大学集中优势力量发展计算机科学、机械工程等工程类学科，短短20余年时间已经发展成为韩国工程实力最强的大学之一。再如德国的乌尔姆大学只开设工程学和计算科学，数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医学4个学院，并且均处于德国乃至世界一流水平，其中经济数学排在全德第1、计算科学排在全德前5。

4.国际化：从全球吸纳优秀人才

通过对比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新兴大学与传统大学，我们发现国际化是新兴大学发展的另一法宝。新兴大学的国际教师平均比例达到18.6%，比传统大学高出近5个百分点，国际学生的平均比例为16.6%，比传统大学高出4个百分点。国际化成为新兴大学走向成功的秘密武器之一。

新兴大学在创立初期，就将国际化作为基本的发展战略，并写入学校的发展愿景或目标中。如香港科技大学将学校定位为“一所在国际上有深远影响，而又致力于为本地服务的优秀学府”。南洋理工大学将发展目标定位为“快速崛起的全球化研究型大学”。浦项科技大学在学校的发展远景上写到“培养未来全球的领导者和发现、解决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为了达成国际化的发展目标，吸引优秀的国际师资和学生成为普遍的做法。如浦项科技大学教师群体中80%毕业于国外大学，为了进一步吸引国际化顶尖人才，从2010年开始该校投入了10亿韩元招聘了10名诺贝尔奖或菲尔茨奖级别的世界级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的教师群体中超过70%来自北美，其余是来自英国等其他国家或地区，来自香港和大陆高校的教师占总体比例不超过4%。再如前文提到的邓迪大学生物化学研究中心由世界上60个多个国家、900多名科学家共同参与。在吸引国际优秀教师队伍的同时，新兴大学还注重吸引国际优秀学生，并以此提升知名度、获取经费的重要渠道。如澳大利亚新兴大学的20%经费来源于国际学生。为了吸引国际学生前来就读，新兴大学采取了各种举措，如增加奖学金的规模和额度、提高国际生的招生比例、加大国外招生宣传、丰富校园文化的多元性等举措增加国际学生的比例等。

5.创业型道路：产学合作的创新模式

首先，在学校发展的顶层设计上，新兴大学将对接国家和地区的社会需要作为办学的基本宗旨。如香港科技大学在章程中指出：“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学宗旨是通过教学和研究，促进学术，追求知识，学科以科学技术、工程、管理和商业为主，协助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13]南洋理工大学在《2015发展蓝图》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新丝绸之路、新创意媒体、保健医疗体制科技、创业创新生态模式”五大巅峰蓝图。[14]

其次，采取“自下而上”创新创业道路。与MIT等传统一流大学的“自上而下”的创业型道路不同，新兴大学的创业型道路是“自下而上”的，学校的每一个“细胞”都要积极寻求与外界的联系，基于社会需求确立发展重点，走一条像企业一样需求资金的道路。如南洋理工大学在新加坡努力成为生物医疗技术领域强国的国家战略下大力发展纳米材料、生物保健材料等领域的研究并获得的成功，以及浦项科技大学在韩国推进干细胞研究的战略中建立了韩国唯一一个生物科技研究中心，基于浦项制铁集团的需要建立起世界顶尖的钢铁研究等。

再次，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助推研究成果转化，获取多元化资源。搭建产学研一条龙的“生物链”成为普遍的做法，通常包括研发资金部门、应用技术部门、技术转让部门等组成的生物链确保了重点研发项目的资金支持、成果应用和管理、项目商业化。其中创建大学科技园和成果转化公司成为孵化科研成果市场化的主要手段。此外，高校还通过科技成果参股、分红等多种形式鼓励参与科研创新。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该校2015年的参股企业及投资收益就近4000万美元，科研经费为2.9亿美元。[15]香港科技大学2015年的社会服务收入高达3.47亿美元。最为典型的是华威大学，该校90%以上的专业都参与创收的行列中，比较出色的有WMG学院、华威商学院、华威科技园、华威园艺中心等，如商学院的经费来源中，12%是科研拨款，另近50%是研究服务创收。

6.追求卓越：现代化的组织治理结构

新兴大学在办学伊始就将追求卓越视为学校的发展愿景。为了保障卓越目标的实现，新兴大学建立内聚型的组织模式和扁平化管理方式，促使效率倍增。如以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为例，学校的最高管理层由1名校长和4名副校长组成，秘书长和1名负责总顾问协助工作。最高管理层下属5个学院，每个学院由一名院长负责管理工作，其权利和自主权都比较大。学院作为学校组织的纵向结构基本承担了学校的科研工作，而教学方面则通过横向结构如部门和项目来实施。此外，跨学科的科研中心，如生物工程和技术中心、神经义肢技术中心等均横跨多个学科，保证了资源的集中和最大化利用。

此外，在办学过程中，新兴大学还通过经费和制度保障卓越的教学和研究行动。在经费上，新兴大学追求完善的基础设施，高水平的研究者和精英化的教学，如南洋理工大学2015年的设备折旧费为1.23亿美元，购买图书费用达480万美元，教学研究支出达1.37亿美元等，该校的实验室设备资产高达7.9亿美元。[16]在制度保障上，新兴大学着力提升教师的卓越教学和研究水平，除了上文提到的组织机构保障外，新兴大学还设立促进卓越发展项目和奖励等举措推动教师的卓越发展，以香港科技大学的教学发展为例，学校构建了一个包括学校与专业、课上与课下的立体式教学发展项目，并且每年派出大量的教师参加教学互访活动，还设置了年度优秀教学奖和优秀教师奖励基金项目等。再如南洋理工大学通过设立巨额学术奖励鼓励教师追求高水平学术研究，其中2015年的学术奖励就高达9800万美元。通过以上种种举措，营造了教师竞争和追求卓越的校园文化。

三、推进我国世界新兴大学发展的策略

一方面，我国是高等教育后发国家，大学发展历史整体偏短，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弯道超车，是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强国的现实性需求。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呈现衔接性和可持续性的特征，在金字塔的顶端下面应该具有一批年轻、有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大学，且在自由竞争的状态下，顶端和底端的大学是可以交互位置的，这才是成熟高等教育系统的走向。于此，发展新兴大学就显得尤为必要。

1.“双一流”政策应惠及新兴大学

从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来看，过多地倾斜于传统大学，而年轻大学则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难以共享国家的“政策红利”。因为年轻，它们难以搭上“985”或“211”的政策便车，虽然国家一直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但是新大学要分得一杯羹却如千载一逢。从政策层面而言，应该重视那些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大学，注重高等教育的梯队建设，适当地在政策上鼓励年轻大学的发展。

本研究认为，在“双一流”的后期政策中给予发展历史短、学科特色鲜明、应用性研究突出、创新创业明显的大学一定的支持。至于如何遴选高校，以及遴选哪些高校，不应仅仅是按照学科发展历史和科研实力为标准，同时应该兼顾考量产业合作的程度，科技成果转化效益以及创新创业成绩。

2.高等教育的分类评价与管理体系亟待建立和完善

从欧美国家的经验来看，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多元化评价标准是新兴大学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我国要发展新兴大学，亟待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改革，首要任务是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的多元化评价标准，鼓励同层、错位竞争，建立可上可下的流动性体系，方能为新兴大学的发展提供契机。其中就新兴大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应该按照应用性、发展潜力、国际化、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等为衡量标准，建立一套发展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据此作为大学配置资源的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这套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坚持以“发展性潜力”为基本原则，即通过新大学的发展特色、战略规划、应用性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发展走向，判断新大学的持续性发展能力，激发新大学的发展活力。

3.推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创新创业发展水平提升

国际化和创新创业是世界新兴大学的重要战略。国际化办学策略有助于把握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和未来趋势，创新创业是大学发展重要引擎，既能为大学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也能带来充足的经费。

整体上看，我国大学的国际化水平偏低，表现为课程和教学的国际化水平不高、来华留学学生层次较低、国际合作研究的水平较低等，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竞争力的提升。要改进这一状况，需要从国家宏观政策上强化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要求。此外，还需要不断推广和强化高等教育的国际认证，对接国际高等教育的评价标准，以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为参照点，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除了国际认证外，还需要在院校评估、审核评估等常规的教育评估中增加国际化的指标，倒逼高校重视国际化办学。

国际化发展中的关键部分是推动产学研合作的国际化，即大力推进国内大学与国际企业、高校的科研合作。除了与国际企业和高校的合作外，与国内和区域内企业建立协同创新的“无缝对接”应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这需要“大学积极与产业界进行沟通、大学知识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形成协同、大学和企业资源有效配置、大学与企业形成真正利益共同体”。[17]而要做到这些，必须构建校企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确立研究主题和立项机制、资源共享机制、资源保障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等运行机制。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兴大学发展来说，建立驱动，采用校企合作协同创新的机制体制，将解决区域内的现实发展问题作为高校发展的基本哲学，方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小虎，雍海龙，黄洋.新兴大学与转型发展[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6，(4)：136-142.

[2]丹尼尔·若雷，赫伯特·谢尔曼.从战略到变革：高校战略规划实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8.

[3]迈克尔·吉本斯等.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4][6][10][11][12]150 Under 50 Rankings 2016: Youthful universities use their flexibility to make a mark[EB/OL].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ongs/150-under-50-rankings-2016-youthful-universities-use-their-flexibility-to-make-a-mark.2016-04-06.

[5]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的历史-21世纪的问题[M].杭州：杭州教育出版社，2001.5，

[7]150 Under 50 Rankings 2016: More of the most dynamic young universities in view[EB/OL].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150-under-50-rankings-2016-more-of-the-most-dynamic-young-universities-in-view.2016-04-06.

[8]顾建明，刘爱生.世界一流大学的价值追求[J].教育发展研究，2011，(17)：54-57.

[9]150 Under 50 Rankings 2016: Focus on mission, not measurements[EB/OL].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150-under-50-rankings-2016-focus-on-mission-not-measurements.2016-8-11.

[13]香港科技大学章程[EB/OL]. https://www.ab.ust.hk/ccss/Statutes.htm.

[14]乔学斌，陈伟，胡广来.后发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与启示——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J].江苏高教，2014，(6)：156-157.

[15][16]南洋理工大学年度发展报告(2016)[EB/OL]. http://www3.ntu.edu.sg/CorpComms2/AnnualReport/2015/index.html

[17]毕颖，杨小渝.面向科技前沿的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模式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165-173.